回顾∶毛主席让她做副国级，被周恩来阻拦，8年后她成为正国级

发布日期：2025-10-29 05:07    点击次数：131

前言：

周恩来总理50多年的革命生涯，见证了共产党的建立和壮大，他热爱人民、勤政于民；爱护人才、珍惜人才；严于律己、清正廉洁，宁可委屈了自己也要成就他人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中，有一朵“红花”被他“遮挡”了不少色彩，也是他最“对不起”的人，她就是邓颖超同志。

周恩来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

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，那么邓颖超同志就是中国妇女的好榜样。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，那么邓颖超就是周恩来身后的伟大女性。

邓颖超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，因幼年丧父，母亲带着她背井离乡来到天津。母亲在天津长芦育婴堂担任医生，独自将她抚养长大。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，邓颖超逐渐意识到女子自立自强的重要性。

上大学后，邓颖超不仅成绩名列前茅，而且心怀国家大事，她曾为蔡松坡先生的逝世发表悼念感言，表达了对护国英雄的无限哀思。从此，“谋国家之进步”就成了邓颖超的终身志向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为了解放中国妇女，邓颖超与其他同学组建了学生乐群会、学生自治会、青年会等组织，和同学们一起阅读进步书籍，宣传男女平等、民主自由等思想。

“五四运动”发起后，邓颖超也加入了运动行列中。为唤醒更多女同胞共同救国，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之初，邓颖超带领着队员四处贴标语、做演讲，风雨无阻。演讲内容包括争取妇女独立、反对封建婚姻，保护儿童等。每次演讲都十分热烈，取得了不小的成果。

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邓颖超有极大的能力和才干，在将来也必定会成为巾帼英雄。

就在“五四运动”期间，周恩来的名声传遍了邓颖超所在的天津女子师范学校。有一天的群众大会上，主席台坐着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，他铿锵有力的抗议声引起了邓颖超的注意。后来同学告诉她，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。

这是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第一印象，但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时的周恩来也对她有所耳闻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，周恩来在一次闲聊中说出了他第一次见到邓颖超的感受，他对邓颖超说：“你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？你第一个登台发言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”

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，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这个社团，彼此才开始有些接触。不过那个时候周恩来宣传独身主义，邓颖超也在旁边帮忙，从来没有想过会结婚。

不过，邓颖超与周恩来有着相同的志向，相同的梦想，共同组织学生游行，互相加油打气，逐渐走进了对方的心里。

1920年，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，7月出狱，11月便赴法留学，分别时，邓颖超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给周恩来。留学期间，周恩来给邓颖超写过多封书信，信中话里话外饱含情义，不过邓颖超还是没有动心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在武昌珞珈山

直到1923年，与周恩来的不断通信，邓颖超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最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4年后，周恩来告别了欧洲大陆，踏上了归途，同时向组织提出了与邓颖超的结婚申请。1925年，经组织同意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夫妻，可周恩来还在广州，因此邓颖超经历两天的颠簸，到达上海，与周恩来举行了婚礼。

这个婚礼办得十分简单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宴请宾客，一切从简，只有黄埔军校的几位同学前来祝贺。从这天开始，邓颖超就成为了周恩来背后那个默默付出的妻子。

这一年，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，以平定盘踞在东江的军阀陈炯明。

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，邓颖超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协助，整理党务、领导妇女工作，成为潮汕地区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在重庆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门前

之后周恩来调离了潮汕，邓颖超也随之回到了广州，一到广州，邓颖超就立刻着手开展统一广东省妇女运动和组织妇女的工作。经过几个月的忙前忙后，广东省的妇女运动逐渐实现了统一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在广东国民政府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后，国民革命军决定出师北伐。出发前，邓颖超召集各界妇女前往火车站欢送。北伐战争期间，邓颖超除了进行宣传、救护工作，还组成了妇女运输队、救护队，随军出征，为北伐贡献力量。

周恩来拒绝让邓颖超到政府里工作

1949年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，迅速组建了新的人民政府。由于周恩来对各级人士和革命队伍的同志十分熟悉，因此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“组阁”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当时傅作义已经被安排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但由于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，周恩来认为他的功劳很大，因此又提议傅作义为首任国家水利部部长。

还有一位民主革命家李书城，曾与鲁迅是同学，与孙中山商议组织革命大同盟之事，筹划和组织中国同盟会的工作；党的一大就是在他上海的家中召开的；解放战争时候，李书城还曾勇闯白崇禧的家，劝白崇禧起义投诚。

虽然并未劝降成功，但周恩来看重他的大义凛然、不畏生死的革命精神，因此周恩来提议李书城担任国家首任农业部部长。

对于另一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，周恩来也照顾到了。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，在海外宣布与蒋分裂，在从欧洲乘船回来的路上，不幸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害。周恩来为了弥补冯玉祥将军的遗憾，特提议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这次“组阁”任务，周恩来想到了许多革命人士，按照他们的能力，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岗位。但唯独自己的妻子邓颖超，他始终没有安排职务。对此，被周恩来盛情邀请留下来的张治中为邓颖超“打抱不平”。

张治中很明白邓颖超的能力，他力劝周恩来能给邓颖超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，但周恩来却不同意。张治中当过国民党的一级上将，对于周恩来能留下他参与建国大事已经感激不尽，对人事安排不便多说，见周恩来如此坚持，也不再劝说。

不过，党内人士也有人帮邓颖超说话，她就是江鲜云。江鲜云是黄埔生彭干臣的妻子，也是一位老革命。在南昌起义时，彭干臣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，保卫了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的安全，与周恩来的关系十分要好。

不幸的是，彭干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时，壮烈牺牲。他的妻子江鲜云并未断了与周恩来、邓颖超的联系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邓颖超的事迹江鲜云早有耳闻，她认为邓颖超的能力完全不输于一个男人。她曾出席过中共六大，参与领导过白区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。

长征出发前，邓颖超担任中央机要局局长，由于长期劳累再加上营养跟不上，导致她肺病复发，而且逐渐严重。当时环境艰苦，药品更是稀缺，邓颖超的病一拖再拖最后变成了咳血，她的工作便交由邓小平接手。

为了不拖累中央转移，邓颖超曾提出留在江西苏区。但是中央转移是无奈之举，留在苏区生死难料，中央怎能留下她不管，于是驳回了她的请求。

长征途中，邓颖超因病被编入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。当时红军前面敌军阻拦，后面敌军追击，中央部队疲累不已。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往地上扔炸弹，邓颖超亲眼见着战士们被炸伤、炸死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1935年年中，红军进入了紫云县境内，国民党军飞机出动得更加频繁，休养连被阻挡在了一个山脚下很多天。邓颖超觉得不能再这样拖延时间了，敌人的飞机是个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飞过来。于是她便同马夫一起到山坡上查看情况。

就在这时敌机又飞过来狂轰乱炸，邓颖超和马夫眼疾手快躲进了林子里，才没有被发现。轰炸过后邓颖超走出了林子，却看到聚集在上脚下的战士们全部被炸伤了，场面十分惨烈。

过草地时，邓颖超独自骑在马背上，有一天马突然受惊将她摔进了沼泽里。邓颖超不敢挣扎，因为越挣扎陷得越深，直到有人发现了她才将她救了出来。草地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大雨说下就下，冰冷的雨水浸在邓颖超的身上，冻得她直打颤。

到了晚上邓颖超就生病了，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休息。在进入草地第三天，部队遇上了大河，病重的邓颖超还不忘关心部队的过河问题。她鼓励战士们，要勇敢前进，过河的时候要手牵着手，这样才不容易被河水卷走。战士们听了她的话，提高了过河的勇气。

邓颖超和周恩来长征后合影

无论从资历和威望上，邓颖超都有能力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，因此，未给邓颖超安排职务，江鲜云很是不能理解。她直接找到周恩来，要求给邓颖超安排职务。周恩来也不急，平和地讲出了自己的理由。

他说：“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，那么，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、指令等，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，见人家不好办。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。”周恩来继续说：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，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面任职。”

就像周恩来说的那样，在他任职总理期间一直到逝世，邓颖超就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位上。不过，邓颖超从未有过怨言，她与周恩来一样将革命事业放在了自己利益的前面。

邓颖超的工资级别一降再降，周恩来扣留毛主席手令

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曲折艰难，早期党内的经费全都是靠着个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支撑的。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，才开始实行供给制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三年后，工资制度才逐渐形成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

当时为行政干部发放工资必须在两个条件内分配，一个是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，越是老革命家工资当然也就越高，另一个是依据职务的高地，担任越高的职位，工资也就越高。这两个条件也可以相互交织。

对于像毛主席、周恩来等国家正职领导人，一般来说都应该拿国家行政一级的工资，但他们拿的却是二级工资，原因是毛主席将一级工资留给了为革命牺牲的烈士。因此，除了宋庆特例拿着一级工资，其他正国级和副国级的领导都拿着二级的工资。

以此类推，到正部级所拿的工资应该是第三级，副部级所拿的工资应该是第四级，但邓颖超却将自己的工资申请到第五级。按照邓颖超的资历，她把工资升到第三级也没有问题，但她并没有那么做。

不过，邓颖超就连第五级工资也没有领到，而是降成了第六级，这一切的原因，都是周恩来的建议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密云水库

据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回忆，当时工资定级的工作开始后，何谦就负责西花厅工作人员工资批文的收发处理。一天，他拿着批文向周总理汇报，当提到自己的工资定为12级后，周总理就问他：“你知道李银桥拿多少级的工资吗？”

李银桥是毛主席身边最贴心的卫士长，何谦不难知道李银桥的工资级别。何谦痛快地回答到：“13级。”周总理又问：“你为什么比他高一级？”何谦自信地回答到：“我是38年参加革命的，他是40年，比我晚两年。”

听到这个回答，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，带着何谦到了邓颖超那里。一见到邓颖超，周恩来便说：“小超啊，你向中央申请的工资级别再降一级吧，你最近身体不好，上班也不太正常，就拿六级工资吧！”

邓颖超显然不明白周恩来的意思，但是她相信周恩来必定有自己的道理，于是痛快地答应了。在旁边目睹这一切的何谦感到十分惊讶，这一幕让他对自己的工资级别产生了动摇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周恩来用商量的语气问何谦，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工资降一个级别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少先队员合影

何谦自是愿意的，邓颖超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让他对舍弃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除了在薪资待遇上有所退让，在职位上，邓颖超也是一让再让。到70年代后，江青、叶群都进入到了中央政治局工作，只有邓颖超还是在妇联工作。不过，并非无人发现邓颖超的工作能力，而是周恩来不愿意让她进入中央工作。

1974年，张春桥提议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，此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。之后周恩来拖着病体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时，也顺便说了给邓颖超安排工作一事。当时毛主席专门为这事写了一个手令，同意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。

不过，在周恩来回京后，他只如实安排了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，唯独将毛主席为邓颖超写的手令扣下了。因此，谁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一直到周恩来逝世后，工作人员在他的抽屉中，才发现了这一最高指示。

周恩来

对于毛主席为她写的手令，邓颖超也不曾听周恩来说过。但邓颖超只感到了意外，并没有感到可惜，因为她知道周恩来的作风。

据邓颖超回忆，解放初期，政务委员就希望邓颖超能够担任一个重要职务，周恩来不让，说他与邓颖超有君子协议，不能在同一部门工作。为了不让政务委员的同志为难，邓颖超主动请缨去妇联工作，但当听说安排邓颖超做妇联主席时，周恩来也不同意。

国庆十周年时，上主席台的名单上写着邓颖超的名字，周恩来看到后立马就划掉了，因为邓颖超是自己的妻子，周恩来不想让她频繁出现在大众的眼前，只能一直往下压。

1980年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，为了弥补邓颖超，华国锋特意提出：“根据毛主席的安排，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待下一次会议予以追认。”此后，邓颖超担任了中央许多重要职务。

邓颖超

1983年，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，成为了正国级领导。用邓颖超的话来说，她如今的荣誉都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，如果周恩来在，一定不会让她担任。

邓颖超与周恩来相知相伴几十年，她是周恩来的“贤内助”；是周恩来背后默默付出的伟大女性；是成就周恩来的杰出女性。作为名人之妻，她的大部分光辉都被丈夫掩盖，但她从不抱怨，总是理解和包容，服从党的一切指挥和安排。